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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名早夭的年轻人在身后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二代移民（姑且如此认为）会如此热切地投身于极右翼运动？而对移民持敌视态度的身份主义运动或整个极，又为什么将昆汀视为“殉道者”并不遗余力为其声讨公道？“大替代”理论被身份主义者奉为圭臬，而在某种程度上，昆汀本人不正是一个“大替代”的样本么？即便他身上的一半法国血脉，似乎也并不是得以豁免的保障，而可以被看作是“大替代”的一种形式。毕竟，在整个政治家族谱系中，身份主义者的立场甚至比国民联盟更加靠右。政治学家让-伊夫·加缪（Jean-Yves Camus）曾指出二者的区别：“马琳·勒庞相信一个非欧洲的外国人有可能融入法国文化，而身份主义者则认为，某种命中注定的因素阻止了非欧洲人能够——即便他们愿意——融入法兰西民族，或者融入欧洲文明的内核。”

　　柯蒂耶本人努力淡化“涅墨西斯”的极右色彩，宁愿称之为“右翼女性主义”，并和主流的（亦即左翼的）女性主义分庭抗礼。有批评者认为她们是“打着女性主义旗号的身份主义”，因为“涅墨西斯”对女性主义的关注落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视域中，核心诉求就是反对性暴力（尤其是“外国犯”的性暴力），并由此衍生出对移民政策和边境管控的批评，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的极右翼特征（例如对国民联盟和对特朗普的支持）；而在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传统问题上，例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堕胎权等，“涅墨西斯”往往持回避或含糊态度（例如原则上不反对堕胎权，但认为堕胎数量太多），甚至在规模更庞大且和移民无关的女性遭受暴力问题上（例如家庭暴力），该组织也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因此在许多专业学者或社运人士眼中，这几乎算不上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或者说是被极右翼所利用的女性主义。

　　但问题在于，即便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视域，她们仍然击中了近年来法国和欧洲社会的一处敏感神经——移民的性犯罪。柯蒂耶本人声称的外国移民性骚扰是“涅墨西斯”得以酝酿的一个远因，2015年德国科隆的大规模性侵事件则是一个近因。而在法国整个犯罪图景中，尽管移民性犯罪案件的数量仅占极少比例，但往往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例如2024年的“菲利平案”：年仅19岁的法国女大学生菲利平（Philippine Le Noir de Carlan）被摩洛哥籍凶手奸杀，后者此前已经因被判刑，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强制离境，但在拘留中心多次延长关押后被改判酒店隔离软禁，正是这一制度上的疏漏，给了凶手脱逃并犯案的机会。“涅墨西斯”从“搅局者”逐渐发展为具有独立组织能力的行动者，其关键节点就发生在该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