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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第六次发布“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本报告对2025年全球新闻创新领域的553篇文献（来源见附录）进行了系统分析，包括学术论文183篇（英文136篇，以2025年在网络首发时间为标准；中文47篇），观察站点文章370篇（从中精选了78篇文章和观察报告重点编码）。研究团队对报告的自我期许是：在观察的基础上洞察。通过沿用稳定的分析框架——“新闻环境-多元新闻行动者网络-新闻创新行动”，系列报告得以构成一个个可比较的“年度观察切片”，并在此基础上尽力呈现对新闻创新研究与实践趋向的思考。团队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组织：一是在两周一次的组会上讨论最新观察带来了何种启发，不断累积想法碎片；二是与此前五年报告在同类问题上的观点形成比较，把当下创新放进历时性维度考察。经过如是多轮“热炒”与“冷萃”，我们期待通过这种主客观结合的工作方法，能使全球新闻创新报告逐渐接近“在观察基础上洞察”的理想，并能与学界业界同仁就此展开对线
不少英文文献使用的“技术热潮”概念，带有一种“跳出来看”的冷静审视意味。Hype本来是一个负面词汇，中文多译作“炒作”，国外也多认为Hype是反复宣传的预期，是可能导致价值危机的一种“噪音”。但现在不少英文研究把Hype视为中性的分析工具和视角，用以观察人们如何在特定时期诠释突然涌现的技术以及围绕这些技术如何在利益场域中展开争夺。因此本报告采用了“技术热潮”这一中性译法。通过这一概念，英文文献聚焦媒体如何“报道”AI，并对其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斗争、结构性偏向等做了有批判性的省思。Lewis等人（2025）认为，AI技术热潮是分析新闻业技术变革过程中权力、合法性及专业身份协商的理论透镜，并提出了可操作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不要把技术热潮视为一阵风，而要当成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建构过程。
国内的研究和观察则大不相同，主要还是聚焦于新闻组织如何“应用”AI以及对AI新闻产品的效果分析上。也有一些研究强调生成式AI加剧了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困境（朱鸿军，王涛，2025a）、增加了信息环境的风险（王辰瑶，封丽，2025），但不是实践和研究的主流。如果用“技术热潮”话语工具来分析的话，国内研究较多集中在通过技术创新叙事让外界看到新闻业有能力拥抱AI这一“注意功能”上，对AI创新叙事的定向、动员和反思明显不足。第三世界国家的AI叙事普遍强调发展主义和技术解决主义基调，但中国的AI叙事不再将自己定位于弱势者，而是以对制度、成果、能力的策展来呈现大国力量。生成式AI席卷全球，新闻研究的关切却没有“环球同此凉热”，这样的差异未来是会转变、趋同还是渐行渐远，值得持续关注。
鉴于平台叠加AI的技术环境正在加剧全社会信息生态的风险，从全球范围看，依靠制度出手干预并试图对冲信息风险已成共识，不同政治和新闻体制的国家都越发看重制度这一工具，且制度介入的大方向均是扶持具有公共性的新闻媒体，规范平台以及AI企业在注意力市场的行为。但在这一前提下，各国运用制度工具进行规范和扶持的具体方式和强度颇有不同。为阐述这一越发复杂的领域，我们把制度规范的方向粗略分为：特定市场限制和特定行为限制；把制度对媒体的扶持方式也分为：直接扶持（如提供资金、订单，减免媒体税收等）和间接扶持（如要求平台或AI企业向新闻媒体“转移支付”等）。此外，我们还考虑了制度工具的强度：在全国范围内、有法律强制力、规范或处罚方式明确的“强介入”，在全国范围内、多以法规或政策形式出现、有较大灵活性的“中介入”，以及地方性或仅处于立法讨论尚未正式施行、执行力度有限的“弱介入”。
哈萨克斯坦对新闻业采取的“国家订单”（gos zakaz）政策，则是一个中强介入度的直接扶持案例。可检索到的信息显示，该政策2021年后推行，规定中央政府、地方行政部门或各类管理部门通过招标的方式让新闻媒体机构竞争承接宣传特定政策的合同，中标媒体需在规定期间内每日发表一定数量的正面宣传文章。这一政府发包、媒体竞标的政策在哈萨克斯坦呈扩散趋势，除传统媒体外，一些网红自媒体也可申请。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订单”政策短期内就深刻改变了媒体的生存逻辑。它可能确实让媒体“活下来”了，但研究者对这一政策的公共效果持较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该政策导致哈萨克斯坦新闻业严重去专业化，媒体间的竞争逻辑从争夺受众转为争夺订单，忽视受众的内容需求，破坏了新闻业的整体公信力（Kurambayev & Myssayeva，2025）。
尚在立法阶段的《俄勒冈新闻保护法案》也值得一提。该案例是试图让平台和AI企业为新闻业买单的间接扶持模式，但目前还处在弱介入阶段。法案起草者认为，美国俄勒冈州地方新闻机构衰落已经损害了公众利益，而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平台算法和AI技术利用新闻机构的内容获利，却未给予相应补偿。因此该法案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向俄勒冈新闻机构支付赔偿金，其中90%将被分配给地方新闻媒体，10%用来支持一个为微型新闻机构（如乡村新闻媒体和初创新闻媒体）服务的公民信息联盟的运作。可以说，该法案指出了真问题，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其他州此前也有类似司法尝试，但多陷入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激烈反对、漫长的司法仲裁甚至党派斗争的漩涡中，实际效果了了。2025年俄勒冈州的尝试是否能有所突破？可拭目以待。至少，它目前促成了俄勒冈新闻界“空前的团结”（Watson，2025）。
2024年报告将“平台”与“数字用户”——两类对新闻系统影响最大且相互关联的行动者——一并放入新闻生态环境中加以分析，指出“数字公众主要在大型社交平台上使用和评论新闻”构成当下新闻业数字化的生存图景。数字用户和社交平台是共生的，但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从业者对平台与数字用户的态度可能截然不同。一项分析尼曼新闻实验室过去11年包含“受众”（audience）的年度预测文章的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新闻工作者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态度日趋负面，从满怀期待地将其视作促进商业化、与受众互动和改进编辑部日常工作的重要手段，到逐渐认清平台在增加新闻不信任、助长网络骚扰和制造行业经济困境中的核心作用，并开始寻找绕过平台与受众直接联系的方式。但在同一项研究中，新闻工作者对受众的看法却持久稳定：尽管记者在社交平台上遭到日益增长的敌意和骚扰，但新闻界对公众的信心依然坚定不移，表现出一种近乎使命性的公众服务承诺（Perreault & Nelson，2025）。这项研究结果可能与分析对象是表达新闻业“理应如何”的话语有关，不过在实然研究中，研究者也找到了继续信任公众的理由。比如在BBC记者卧底揭露“派对门”丑闻，却在社交平台上遭遇标签“，研究者分辨出了“超强型批判受众”（supercharged critical audience）这一类型。他们人数极少却高度活跃，通过制造“共在感”幻象（simulation of being with many）放大了反媒体、反记者的情绪，扭曲其他用户的认知，巩固了“欺诈性媒体”的特定观念（Geboers et al.，2025）。
新闻业不可能远离公众，也不可能否定公众，因为这本身就是新闻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在面临新闻回避、信任下滑和在线骚扰等问题时，新闻界面对公众也有不理解和“背刺”感，这种情绪也曾反映在数字新闻用户研究中。但2025年的文献总体上反映出新闻界对公众“痴心不改”，并尝试用多种方法“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深度理解新闻用户，试图重建联结。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数字公众在各自身份与兴趣等因素的驱使下，形成了复杂异质的新闻使用习惯和对新闻媒体的态度与期待（Miro，Banjac & Hanusch，2025）。以往通过大规模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积累的受众知识，不仅碎片化还很容易自相矛盾。如今，不少研究者强调要用“体验”替换传统的“使用”或“消费”概念来理解受众行为。“体验”更强调新闻使用者的主体性和个人意义建构（Maduneme & Lewis，2025），混合采用观察、深度访谈、新闻日记、辅助卡片分类、动态网络分析、视频民族志等更能与用户深度互动的多种研究方法以及尊重受众经验和直觉知识的俗民理论（Folk Theories，Garusi & Splendore，2025）、试图细致完整地理解用户多平台的新闻“杂食”行为的“新闻库”（News Repertoires，Brems，2025）等不同理论视角。
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数字新闻用户”世界的复杂性。比如，在一直困扰新闻业的信任问题上（路透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后全球新闻业信任度一直徘徊在40%左右），公众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媒体信任是什么，尤其是当媒体信任和政治信任事实上高度缠结的情况下（Jakobsson & Stiernstedt，2025）。这类研究也进一步挑战了“测量”出的新闻使用数据指标的意义。但2025年的研究显示，从业者的新闻工作继续受到在线数据的高度影响。如一项模拟新闻编辑部内部管理系统的实验研究显示，尽管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但受众数据对新闻发布后编辑对报道可见性和存续时长的决策有显著影响（Riemann & Ehrlich，2025）。进行受众数据分析的专业角色“受众分析专家”已开始制度性嵌入新闻编辑部，研究者用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形容他们与新闻采编人员的关系——处于不得不绑在一起的“包办婚姻”中（Riemann，2025a）。更不用说，用户数据已经深度嵌入了一些国家的新闻评价体系中。然而，这些将受众数据纳入新闻实践与价值观念的努力可能并不被受众认同。比如一些芬兰用户认为，媒体收集用户数据主要出于商业动机，而用户则是用自己的数据换了免费的新闻服务。部分人还怀疑记者故意制造“标题党”中的错误以引发关注和讨论（Ovaska，2025）。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新闻业始终忠诚于数字公众，但对平台角色的看法已从乐观期待转向负面。从牛津词典2024年的年度关键词“脑腐”（brain rot）、2025年的关键词“愤怒诱饵”（rage bait）以及韦氏词典的关键词“泔水”（slop，特指平台上出现的AI批量生成的低质量数字内容），也都能感受到社会对平台的不满情绪。把平台作为“替罪羊”的简化思维无益于理解数字新闻生态环境，但认为平台只是反映了真实人性，却不幸成了“背锅侠”，同样也是一种简化思维。在平台对注意力市场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问题上，研究者的共识已愈发明确：平台作为信息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目前其底层逻辑（而不是其主观期望）不利于在注意力市场形成良好的认知秩序。商业性而非公共性优先，用户使用度而非内容质量优先的底层逻辑，导致平台通过算法筛选排序和推荐功能，将注意力资源更多导向了更能刺激关注分享和互动行为的内容，而不是更能帮助人们深入全面理解新闻事件和复杂现实的内容。一项对我国新浪微博热搜机制的研究显示，微博热搜榜作为用户与算法协同的“集体注意力舞台”，娱乐内容、消极情感与冲突性话题在其上更具竞争力（周葆华，钟媛，2025）。一项针对阿拉伯国家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专家的研究报告称，被访者普遍认为大平台以盈利为导向的算法不仅弱化了严肃新闻内容，还存在对阿拉伯政治内容的系统性偏见（Anter & Ibrahim，2025）。类似研究还有很多。有观点认为，平台并没有额外增加什么，只是顺应或放大了人之所好，不应被过度批判。但要注意的是，当平台底层的商业逻辑、技术逻辑朝着特定方向“放大”并具有强制性时，媒体只能被迫适应流量规则。用户受算法规训只能以“游击战”周旋（王斌，李曜宇，2025），那就无法再轻描淡写地把平台属性“自然化”了。
“与平台抗争”的老问题还是围绕平台与媒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展开的。但一些观察文章已在警告，媒体如今在与AI企业打交道时要注意吸取与平台企业“缠诉”的教训，财大气粗的平台比媒体更耗得起（The Economist，2025）。而且，哪怕平台给予媒体微薄报酬，平台流量也不容易转变为媒体收益（Chiridza & Mare，2025；Colussi et al.，2025），但媒体需要“可见性”，就不得不依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讨论平台与新闻业关系时，“公平性”是比“适应性”更重要的议题。已有研究者开始讨论如何在媒体“平台化”的时代，把“公平性”发展为数字新闻业的规范性理论概念和可用于评估的多维度分析工具（Kropf，Lamla & Uhlmann，2025），这应该是未来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2025年中国新闻媒体全面打响系统性变革攻坚战，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决心之大，充分展现了媒体自身的变革动能。2025年大量媒体观察文章都与此有关，包括各种“刀刃向内”的媒体组织变革案例、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的媒体技术创新案例、寻求与外部生态协同的媒体传播创新案例，等等。在组织变革中，多家媒体都提到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变革方向，用“大中心”提高统筹力，用灵活的“工作室”、“项目制”优化产品创新。对于“事业制”定位的传统新闻媒体来说，如此力度的组织变革可谓是触动利益的自我革命，需有很大勇气和魄力才能推行。在主流媒体变革案例中，能感受到强烈的开放气息，即愿意与外部行动者协同、合作，使主流媒体真正“下沉”到社会生活需求场景中，构建新的生存模式。比如“打造城市综合服务平台”、构建“附近”兴趣社交板块、与本地大V内容共创传播互动的深度合作计划等。我们认为，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和释放对外开放的合作信号，都是艰难而正确的创新选择。
但与“激情满满”的媒体观察文章不同，学界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阐述则非常冷静，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提到了进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结构性困境”。研究者提到变革的内生性障碍有：行政主导型创新悖论、混合所有制改革迟滞、技术创新能力缺口（郭全中，李黎，2025a）、部分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不足、支持力度不够、评价体系不完善、省市与区县媒体的发展各有瓶颈性难题等（朱鸿军，王涛，2025a）。我们认为，业界观察和学界阐述其实并不矛盾，它们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这一正在发生的重大新闻改革的复杂性，并揭示出不得不完成的后续任务——如何从激发媒体进行系统性变革到如何为媒体深入持续有效的系统性变革破除结构障碍、创造有利环境。
我国新闻媒体已经开始深度动员，并提出了大量方案设想，启动了很多创新项目。但放在系统演化的角度看，这些创新行动要从纸面落地，要有长效，尤其要转换成新闻媒体真实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的实际影响力，“仅靠媒体自我革命不易达成，单纯依靠‘政策性输血’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亟需启动一系列重大关系的重塑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主流媒体内部变革和经济基础重建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张雪魁，2025）。研究者们所开的“药方”，不约而同指向了制度建设，包括在宏观上明确方向、从根本上树立信心、探索体制优势转化、稀缺资源激活、生态协同增值的独特制度路径等（朱鸿军，王涛，2025b；郭全中，李黎，2025b）。不过从目前看，最迫切需要优化的制度抓手就是全媒体生产传播效果评价体系。新媒体流量就像传统媒体时代的发行量、收视率，意味着在用户端的抵达，用户“用指尖投票”是检验媒体传播力、影响力最直观的标准。在流量的标尺下，以前混杂在一张报纸、一档节目之中“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无效、低效报道必然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内容；在媒体融合大潮下某些机构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有端无客”的App，也可能面临被清理、整合的命运；大量成为“指尖上的”的基层融媒体、政务新媒体，也有回归信息公开、服务群众功能的必要（刘鹏，2025）。但与此同时，新闻业的社会功能使其不应如一般产业那样把市场流量作为单一评价工具，而应由一个价值导向明确、充分体现传播“四力”要求，既体现新闻专业价值，又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综合评价系统，为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供科学的“指挥棒”和“度量衡”。可以说，打磨出理想的评价工具，本身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创新。防范“数据投机”、“价值滑坡”，制度建设的难度不言而喻。2025年国内多家高校的研究团队参与了中宣部关于评价体系的调研课题，未来可能还需更多学者投入到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新闻业制度创新的研究中来。
有学者利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广播电台（CBC/Radio-Canada）在传承文化、促进民主、保护公共利益及促进国家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作用。CBC/Radio-Canada每花费1加元的成本，就能产生21.7万加元的效益，具有极高的性价比（Jozaghi，2025）。还有调查研究发现，地方主要日报停刊后，会使地方腐败水平在3年后显著增加（Greenwood，2025）。同样，本团队基于中国语境的研究也表明，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具有促进舆论、解决个案、溢出效应等明确的治理效能，并统计了一例舆论监督个案，算出其可给社会带来53万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张雨龙，王辰瑶，2025）。
正因为新闻媒体“成本在自身，收益在社会”，社会系统更应该给予新闻媒体更多支持，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否则这个系统的运作就难称“公平”。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不把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作为悬在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用某种公平的方式把新闻媒体为社会产生的“正外部性”，再以外部补贴的方式输入媒体。如此，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新闻业的双赢格局？提出“正外部性”这一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它让新闻业的价值“可见化”了，可以给下一步的制度建设提供参照。新闻业的“正外部性”是有价值的，同时，新闻业的“负外部性”也应纳入计算。如果新闻媒体迫于生存而刊发大量低质量、过度娱乐化、公关软文式内容，新闻媒体本应有的正外部性是不是也会转为负外部性？以解决媒体生存问题之“小”，损害社会认知秩序之“大”，孰轻孰重不言而喻。一项关于多国媒体系统纠正虚假信息的报道如何影响公众注意力的实证研究证明，相较于受到公共资源支持的媒体系统，完全由市场逻辑驱动的媒体系统的议程设置效应几乎消失（Ceron & Scopelliti，2025）。我们乐见新闻研究开始为新闻业的付出和收益，尤其是对其溢出到社会的效益和损失“算账”，这方面的研究越清晰透彻，越可能为新闻业的制度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具体的外围行动者可能是脆弱的，有不少研究将目光聚焦到曾经风光一时但如今退出了新闻生态系统的外围行动者，如梨视频、Buzzfeed News等（范英杰，李艳红，2025；Sridharan & Bosse，2025）。对各类外围行动者如何“进入”、“兴盛于”和“离开”新闻生态系统的研究都非常有意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虽实无形”的新闻生态系统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观察不同类型的外围行动者，则可以帮助我们初步理解其不同的行动逻辑。一项透视“另类媒体”的研究揭示，它们惯用“替换”——把缺乏渠道和资源的劣势表述为能自由批判精英的优势，把缺乏财务和组织可持续性的劣势表述为编辑独立性的优势等，同时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这样的定位框架在一般社会的舆论场很有效，但在挪威这样主流媒体和治理机制强大且稳健的社会，就不像在其他社会那样具有颠覆性（Figenschou & Ihlebæk，2025）。还有研究发现，当外围行动者通过提供“缺失的部分”与“另一面故事”来纠偏主流媒体时，对新闻用户来说，这种纠偏只有在与主流媒体结合使用时才有意义（Brems，2025）。一项调查发现，新闻网红的追随者相较于非追随者而言，表现出更高的对于主流媒体的信任水平（Wasike，2025）。这项研究虽然在界定上不够清晰，但挑战了2024年路透报告所说的人们转向个人影响者是因为新闻信任度低的观点，对主流媒体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与网红合作等现实问题颇有启发。总之，对于传统新闻媒体来说，刻意忽视已经共处同一系统的外围行动者，或将其笼统视为“假想敌”，都行不通。主流媒体需要了解关于不同类型外围行动者的精确知识，并以高度语境化的方式权衡与外围行动者的关系实践。
我们观察到，一种可复制的“校媒联动”路径正在成形：学生以校园媒体为基地开展新闻实践，并与新闻媒体合作，将地方生活中的公共议题注入新闻内容池，可以有效地增加高质量新闻供给。以波士顿大学“新闻编辑室”项目为例，自2025年1月启动以来，当地媒体已发表了近400篇学生稿件，覆盖剑桥生物技术产业、贝尔蒙特市政选举、多切斯特社区温室等议题，丰富了本地新闻内容（Scire，2025a）。高校校园媒体的优势是：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有热情的学生、有高校资源且没有生存压力，“公共属性”强。如果校园媒体能做好自身的机制建设，并找到与外部媒体合作的有效方式，就可能出现比较理想的情况：校媒获得可见性、新闻媒体获得高质量内容、输出正外部性且无需社会额外付出成本。但因为高校新闻媒体本身往往在稳定性、时效性和传播渠道上表现不佳，所以运作和合作机制是否合理就至关重要，否则一点小麻烦都可能成为校媒的大困难。波士顿大学的“新闻编辑室”依托课程和明确的工作流程，实现了高发稿量和100%的采纳率，说明这一合作是非常顺畅的。
这一机制在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和新闻媒体的合作中同样被证明可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来编辑部”摸索出模块化实践课程形式，以多个校园媒体为载体，并与腾讯新闻、澎湃新闻、江苏广电和新华报业等外部媒体合作联动。如该课程2024年开始在澎湃新闻和腾讯新闻上开设账号，发稿275篇，传播量超1800万。2025年11月，在引发外界争议的“南大食堂卖999元帝王蟹”事件中，这一模式也做到了快速响应。学生撰写的评论《高校食堂改革不会止于一只帝王蟹》在校媒发布6小时后阅读量即破10万，并被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转发，影响力颇大。高校同行认为：“校园媒体以其独特的情感纽带、事实基础和时机把握，展现了非同寻常的传播力量。”后续多篇校媒作品亦与省级媒体形成了协作式报道。校园媒体与新闻媒体的成功联动，放在全媒体传播的全局看，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不以善小而不为，萤火之光，亦可汇聚成炬。
公益模式也曾是被寄予厚望的方案，尤其在“重建地方新闻业”的呼吁下，基金会等社会外部力量帮助更多地方社区建立和维系非营利性地方新闻媒体的模式被认为是希望所在。代表性的“美国新闻项目”（American Journalism Project, AJP）自2019年以来已为地方新闻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并试图联合成“多地”（multi- local）新闻编辑部的分布网络（Culpepper，2025）。但受该计划以及其他多项慈善捐款资助的明星媒体“休斯顿登陆”在2025年5月关闭的消息，给此类模式能否持续蒙上不确定的阴霾。研究者分析，“休斯顿登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真正吸引本地公众（Chan，2025）。地方媒体必须摸索出以本地化内容连接地方社区公共纽带的新知识，方能真正让人看到曙光。
中外记者都倾向于将AI视为使用工具，主要用于对非核心工作的自动化处理，并不认为其对自身职业角色构成了威胁（Kuai, 2025）。媒体组织的报告经常出现“全链路智能化”（传媒茶线）、“开发新闻AI工具”（Deck, 2025a）、打造“AI超级平台”（中国记协，2025）、“拓展AI技术创新应用场景”（新京报传媒研究，2025）等表述，这类技术应用的创新话语给人一种新闻生产可以广泛、深入AI化的感受。但我们认为，广泛属实，深入未必。2025年有一些研究讨论了AI在新闻生产中的实际应用，包括：对社交媒体的话题进行趋势分析以便挖掘选题、采访语音转文字、自动翻译、自动给素材打标签和检索、个性化推荐内容给用户、自动评论、内部自动审核、大数据抓取和分析、资料整理、灵感激发、语言润色与改写等（Misri，Blanchett & Lindgren，2025；Simon，2025；Minotakis，2025）。可见，AI的确是应用极为广泛的工具包，但新闻人也都强调“把关在己”（Perreault，Lewis & Ely，2025），AI工具的灵活运用主要是对原有工作“提效”，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新闻类型。虽然有媒体尝试把AI回答的内容作为报道的一部分，如智利一些科技报道把AI作为受访者让其预测，记者则“测试AI是否答对了”（Valderrama et al.，2025）。这类做法国内也有过，但都是新鲜感的产物，没有常态化。目前，也没有看到AI工具对新闻生产“提效”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提效后，能更大限度发挥记者的创造性，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工作上，那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新闻质量应该普遍提高。
新闻业若能深度应用某类技术，就必然会改写或拓展新闻产品和工作方式，如摄影术、无线电、广播、电视、网络等对新闻业的深刻改变。相比之下，新闻业虽然已在广泛利用AI，但因为应用并不深入，还没能在生产领域出现这类级别的创新。虽然我们也看到，在特定的新闻类型如“事实核查”和“数据新闻”中，AI工具的应用有可能会更深入。如2025年腾讯推出“较真AI”工具（腾讯新闻派，2025），欧盟资助的PROMPT项目也利用AI追踪俄乌战争、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虚假信息传播（European Journalism Observatory，2025），但AI到底能不能介入对事实的核查和深度分析等核心领域，还需要观察。有报告称，大多数AI检测工具基于“全球北方”的数据集训练，倾向于将特定语境的词汇表达与“真实新闻”强关联，而将不熟悉的语言结构误判为不可靠（Deck，2025b），这种深层的算法偏见可能会挑战AI事实核查的公正性。
当下，新闻组织乐于进行高调的“拥抱AI”叙事以便向外释放创新能力信号，但我们认为随着AIGC快速发展，围绕新闻生产核心地带建立“去AI”的防火墙，可能会向公众释放出更积极更有意义的信号。研究显示，相比于依赖AI生成内容，公众还是更信任并愿意接受由人类记者创作新闻的媒体（Nanz，Binder & Matthes，2025），并希望媒体能够公开AI使用方式，并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Strikovic & Cools，2025）。与此同时，新闻从业者群体也有很多对AI可能侵蚀专业价值的防范与反思。而各类国际新闻机构的AI指南在形式和内容上高度相似，目前来看还很初级，大多仅在理念上强调AI使用要与传统新闻价值和伦理保持一致（Becker，Simon & Crum，2025），但具体怎么做，目前还缺乏对数据、模型、指标与基础设施实际运作过程的细致追踪（Schjøtt, 2025）。生成式AI进入新闻工作流程的速度，远远快于编辑部就此进行公开讨论、制定规则与行业标准的速度（Misri, Blanchett & Lindgren, 2025），看来这一部分工作必须提速。
透明性实践是建立在新闻业自律基础上的，它不仅需要新闻界向外展示关键生产过程，坦诚公开局限和不足，还需要通过组织制度化手段保障落实。但当下新闻业的透明性实践既不涉及新闻业生产核心，也很少能体现自律中“律”的一面，更多是媒体自我“展演”，包括记者手记、媒体内部交流的公开化如办媒体内刊公众号等（白红义，陈炜漫，谭慧琳，2025），多为媒体人操作经验和成长感悟的展示。还有研究者把新闻模仿学术论文引用方式的“新闻脚注”也理解为透明性实践（Wehden et al.，2025）。一项针对荷兰六家代表性媒体的透明性实践的内容分析显示，媒体其实很少披露新闻生产过程的核心信息，仅在提供作者简介、文本引用等边缘信息时表现良好（Dubèl，Boukes & Trilling，2025）。
比尔·科瓦奇等（2014：111-114）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出透明性时，侧重披露记者的动机、偏见、编辑部决策的理由及新闻报道的局限。当下新闻业的透明性实践看似花样翻新，但与透明性之本意似乎渐行渐远，越来越有名无实。为何会如此？从一篇分析美国1960~1981年间主流媒体推行媒体内部监督专员制度的研究（Roessner & Creech，2025）中，或可找到时代答案。透明性实践是新闻业拒绝外部监督，转而用内部问责的方式以自律换自由和信任的关系创新。这类实践之所以能兴起，与新闻业身处比较有利的时代条件是分不开的。当时媒体自身很强，公众信任度也高，面对外部批评，媒体的关系实践比较容易做到开放坦诚。但当新闻业面对的是深度动荡、压力叠加的外部环境时，这类实践就很难再用原来的方式进行。如推出的“强化简介”（enhanced bios）方案，旨在用更加详细披露记者信息的内部制度增强透明性，但研究者发现，实际运作中，大多数记者简介仅限于披露专业及学术成就，极少公开种族、宗教、兴趣爱好等个人背景（Toff，Velloso & Ofori，2025）。在强调身份政治的背景下，后者更关键，但也更敏感。
从透明性实践的效果看，它更是一个“维护”已有关系，而非“修复”受损关系的工具。路透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指出，透明性实践可加深那些已经对新闻持积极态度的受众的信任，但很难说服持相反立场的受众（Kahn，2025）。这一结论也大致符合对中国案例的研究。当新闻业因为遇难者报道而被舆论指责“吃人血馒头”时，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对报道过程的解释（没有造成家属二次伤害），只能得到“关注者”的支持，非“关注者”对其说法反而表现出更严重的怀疑（Zhang et al., 2025）。孰得孰失，还需理性权衡。新闻业面对公众应谦逊、坦诚，对内可加强问责制度，对外应展现负责任的形象，这一朴素道理完全不难理解。但通过对近年来被寄予很大希望的透明性关系实践的审视，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有点扫兴的结论：坚持这么做，需要常识，更需要勇气，但并不需要贴上“透明性”这样已经变得精致脆弱的理论标签。
在讲究情绪价值的时代，为了维系与用户的关系，新闻媒体开始普遍尝试采用“陪伴而不冒犯”的双向情感策略。播客成为最受欢迎的“陪伴”形式。对澳大利亚新闻播客的受众调查显示，用户喜欢记者在播客中展现人性化的、真实的情感表达和自我披露，尤其是“hot-mic”时刻，即记者在正式采访之外时的交流与闲聊。虽然这种闲聊并不是信息传递的有效方式，但用户表示他们更看重播客带来的趣味性、代入感与陪伴（Bird, 2025）。在传统新闻播客之外，视频播客也成为新闻媒体试水的新领域，央视、三联生活周刊等均已在B站开设了相关节目。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B站视频播客的消费时长达到了259亿分钟，用户规模超过4000万（李子，2025）。视频播客和普通视频不同，其走红秘诀也在于陪伴感的营造。有分析指出，视频播客填补了播客（缺视觉）与短视频（缺深度）的空白，满足用户“低刺激、强连贯、有陪伴感”的内容消费需求，让用户产生与“朋友聊天”的代入感（梁晓健，2025）。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冒犯敏感的“情感公众”。比如对遇难者报道的伦理审查更为严苛了。在挪威的一起直升机事故报道中，地方媒体记者发布过一张较远距离拍摄的事故照片，尽管已经反复进行过新闻伦理审查，还是被当地居民强烈指责。居民们认为照片中有一小部分拍到了事故现场的帆布，进而想到帆布底下有可能是“别人的孩子”的遗体，这是不可承受之痛。媒体随即删除了这一照片。遭受创伤的社区居民可能是敏感和应激的，研究认为本地媒体应更加谨慎和体谅（Sand, 2025）。但很多时候“不冒犯”策略不利于新闻业的公共性。一项面向深度报道记者的访谈研究显示，在选择报道议题时，记者的倾向愈发保守，会绕开容易触发情感冲突的选题，例如性别议题等（王豪，2025）。为了不冒犯情感公众，新闻媒体放弃对重要议题的报道，是因噎废食。但我们也无奈地看到，这并非媒体自愿，而是出于“自保”心理的“保守化”转向。有没有既能维系用户情感又能挑战敏感选题、守卫公共价值的好办法？期待以后能多一些这样的案例。
另一种类型是新闻机构打造记者个人/群体IP的网红化实践，这一策略在我国主流媒体中日渐受到重视。比如已经成为“标杆”的河南广播电视台老牌民生栏目《小莉帮忙》，“每一个拿着选题跑在现场、解决问题的姑娘，都叫‘小莉’”（胡嘉迅，冯华，王婷婷，2025）。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记者邹雯的“新闻姐”侧重社会热点评论，不仅成为有4200万粉丝的超级账号，2025年记者本人还获得了“全国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表明主流媒体评价方式已经接纳并鼓励记者网红这类创新。不少记者在踏入这一增长赛道时，注重以特色换取竞争力。如新京报记者王容个人视频号“容我想想”注重回应年轻人关注的议题，新民晚报记者晏秋秋则专注为老龄群体解读政策。
考虑到新闻业与数字公众的复杂关系，记者网红化似乎不会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但一些实践案例确实亮眼。网民为什么青睐新闻网红？2025年皮尤中心新闻网红报告称，原因是美国网民认为新闻网红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时事和公民问题（54%）、报道突发新闻的速度快（54%）、线%），以及信息来源的多样性（46%）（Adami & Kahn，2025）。我国的新闻网红是新闻机构鼓励支持的，但“接地气”、“时效”、“真诚”和“信息聚合”这几条可算通用理由。我国研究者也发现，中国的记者网红们会选择性地隐藏部分职业符号，代之以个体多元的身份经验，强化新闻报道的非正式性和贴近性（王晓培，2025）。不过记者网红的个性化表达、追求时效与新闻组织严格的审校制度的矛盾怎么解决？记者一旦成名，会不会脱离机构单干？记者会不会本末倒置，把“做网红”当成目的而非手段，偏离新闻航道？这一创新行动还在摸索阶段，制度化工作尚待完成。
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的“积极新闻”案例包括：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的丹麦“世界最佳新闻”（World’s Best News）、美国主流媒体的解困新闻“教育版”（CSMedu）、英国专做正向报道的“积极新闻”杂志（Positive News）、BBC全球新闻播客中的周末专辑“快乐播客”（Happy Pod）、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解困新闻网络”（SJN）、挪威公共广播公司面向青少年的编辑团队“NRK UNG”等。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细致分析，减少“积极新闻”及相关概念的模糊性，回应此前研究中对这类新闻的批评（如缺乏严谨性、粉饰太平等）。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探讨“积极新闻”如何成为一种高质量的、专业的，有助于民主的新闻方法论。
总的结论是比较令人鼓舞的：首先，研究者们倾向于肯定“积极新闻”可在当下拓展新闻业的功能。如积极新闻使新闻业在传统的“告知”功能外增加了“赋能”功能，可通过解决方案、面向未来、积极表达和引导普通人展现其主动性和能动性等实现赋能。由此，“积极性”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表述，而是由多个功能性子类别构成的多维度新闻价值观念（He & Wu，2025）。再如，BBC快乐播客这样的节目，在新闻价值的量化指标上和传统的严肃新闻几乎完全相反，但研究者认为，这类节目并非可有可无的心灵鸡汤，它们比传统新闻形式更看重情感的价值，也更符合普通人而非精英立场的，强调包容和参与的民主性（Palmer & Paul，2025）。
其次，研究者们倾向于认可“积极新闻”可以在不损害媒体公信力、专业度的情况下开展。有研究比较了美国“解困新闻网络”（SJN）提出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是如何被记者应用的。SJN提出报道的四个要点是：关注解决方案如何实施，提供证明解决方案有效性的证据，直面解决方案面临的约束、障碍或弱点，阐述解决方案可能具有的潜力等。而在SJN自己发布的解困新闻中平均每篇只运用到2.2个要点，这表明积极新闻的实践教育还需加强（Miller, Shin & Cox, 2025）。另一项研究发现，建设性新闻团队认为促进健康的辩论氛围对吸引年轻受众来说很重要，他们的方法是：强调无预设的倾听，提供简洁通俗的解释，在讨论敏感话题时传递希望等（Røsok-Dahl, 2025）。在有着强大“负面新闻”传统的西方语境下，研究者比较集中地讨论“正面”、“积极”导向新闻理念的价值，不仅出于对传统新闻理论的反思，更因为强大的现实压力，如新闻信任回落、新闻回避增高、从精英民主出发的新闻实践负面效应不断累加等。“积极新闻”能否成为新闻业突围的关键，尚不得而知。毕竟此前有大量类似的新闻界运动并没有进入主流。2025年文献的讨论相对较实在，从美好的理念转向如何做并验证效果，这一思路值得借鉴。但更需意识到，几乎所有积极新闻研究都包含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前提——正面、建设性、给人温暖、力量和希望的积极新闻很重要，但绝不可成为单一形式，绝不可替代监督调查等传统硬新闻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