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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检测发现，71款App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有的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有的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还有的未征得用户同意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或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近年来，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线上招聘平台将公民简历信息违规提供给他人；医院的云端问诊系统因存储服务器未开启加密保护，导致问诊数据泄露；犯罪团伙勾结快递行业工作人员，窃取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如今，个人信息保护机制遭遇多重风险，部分App成“隐私刺客”，威胁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同时，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尝试根据数据处理活动的风险等级以及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构建起更具层次性的梯度处罚体系。以第六十九条为例，网络运营者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未尽信息管理义务的，处罚标准在原来“一般违法”“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两级的基础上，增加了“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并设定了更高的处罚标准。依据损害后果严重程度的不同，网络运营者未尽信息管理义务的，罚款金额区间限定在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至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此次修订引入了精细化的“分级分类治理”模式，在构建罚过相当责任体系的同时，有助于推动网络运营者履行与其经营活动性质及行为后果相一致的安全义务。

　　提升罚款金额是最为直观的增加违法成本的方式。网络安全法第六十一条新增第三款，网络运营者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造成大量数据泄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局部功能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处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新法不仅关注运营者自身责任，而且强调将责任传导到个人，大幅提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经济责任。

　　同时，网络安全法确立了首违即罚制度。新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二款首次明确：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特定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首违即罚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以往“责令改正”的前置程序，明确授权主管部门在首次发现违法行为时，就有权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的同时，直接作出罚款决定。同时，通过差异化的罚款额度设置，将法律评价与行为风险等级挂钩，使关键信息设施运营者负有更高标准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首违即罚制度的确立显著提高了违法行为的即时成本，网络安全保护不再是可被权衡、延后的“软约束”，而是一项具有明确、即时经济后果的“刚性法律要求”，从而将依法依规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转化为必须计算的现实经营成本。

　　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新法明确，网络安全法的适用范围由危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并造成严重后果，扩展为危害国家网络安全。通过取消受害对象以及损害后果严重性程度的双重限制，新法将所有来自境外的、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的违法行为纳入网络安全法的管辖范围。换言之，只要境外主体实施了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的活动，我国即可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且不限于一般性法律责任，必要时，有关机关可针对性采取冻结财产或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在确保网络安全法前瞻性与灵活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对境外网络攻击的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