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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惹人注意的角色是阿南惟几，这位曾直接侵略过中国的陆军将领在战败前担任陆军大臣（陆相）。由于彼时日本海军已消亡殆尽，而日本陆军仍有百万级的部队散布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地，能否停战事实上取决于陆相的态度。按照二战时期的日本政治制度，所有内阁大臣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日本首相不能随意开除内阁大臣，如果陆相不同意投降，那么内阁就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现象，必须集体辞职。正如本书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所言：“阿南惟几没有辞职，我们结束战争的主要目标才得以实现，所以我向陆相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仿佛是在肯定阿南的做法，但问题是在描写他劝说陆军中层军官时，作者对阿南决心投降的动机是这样评价的：“（阿南）是一位忠诚的军人……如果一再反对天皇的旨意，就是不忠的行为了”。他支持投降并不是出于对和平的渴望或者理性的判断，而是对天皇的忠诚。那么对待这个角色的选择，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呢？

　　之所以选取这个切入点，也与日本看待战败的矛盾态度有关。战争结束了，军国主义政府消失了，这肯定是好事；但天皇开口承认战败，要求日本人“耐所难耐，忍所难忍，以开万世之太平”，这对于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社会是巨大打击。随着冷战格局逐渐形成，战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日本社会对待二战战败的矛盾观点也进入到崭新阶段，既涌现了反思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左翼文学，也出现了继续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右翼文学，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并在政界、历史学界乃至文学界争夺对于《终战诏书》、对于战败的解释权。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日本也出现了第三条路线，那就是模糊掉正邪对立和左右矛盾，着力寻找日本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价值观，《日本最漫长的一天》正是要寻找“日本精神结构的内核——日本人的‘忠心’”，帮助日本人找到“恢复平衡的能力”（原序言语）。

　　专门研究日本近代政府军队关系的东京大学教授加藤阳子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里提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人并没有讨论过这场战争是正义还是邪恶，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是将其视为“中国事变”（七七事变）的延续，是重组东亚政治生态的“革命”，是未来与英美苏等国家决战的前提。正因如此，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并未对中国宣战，甚至也“不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是扶持了汪伪政府，这从日本本位意识上象征着“中国事变”结束，接下来就是收拾“重庆”的残局了。这种意识甚至延续到了1945年《终战诏书》草稿中：提及“美、英、中、苏四国”时，草稿表述是“英美两国与重庆政府、苏维埃联盟”，直到最终版本才修改过来。

　　这种“自顾自”的本位意识贯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的全过程，也延伸到战后的情绪表达中。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许多日本人认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也认识到军国主义政府的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表达战争苦难时也站在“受害者”一方。如果不回顾侵略战争的原因，不反思自身在战争中的行为，也不去体悟被侵略国家受到的苦难，那么仅从日本本位意识出发，东京大空袭和爆炸自然是惨绝人寰的大事件；这些大事件导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自然也就是无奈局势下的明智之举。《日本最漫长的一天》能够超越同时代其他带有鲜明政治结论的“终战故事”，影响力跨越几个时代，正是因为其表达的是日本式“忠心”这个日本从古到今具有传承的概念，抓住了日本本位意识这个日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